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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7节(3 / 8)

众所周知,人类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,而且对于利益有某种天然的惰性,在享受去年的优惠之后,不少笨蛋居然天真的企图保持这种利益,虽然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,但是仍然试图挑战一下,至少能减免一点也是好的,所以当汉军真正开始征收赋税的时候,还是碰到了一些不识时务的傻瓜。

因为官僚队伍还未膨胀,所以现在这次汉军小朝廷的税种比较简单,只有田赋和人头税两种,以家庭为单位按人数和拥有的地产征收实物。严格的来说,汉军的税率应该是非常沉重,起码在林风眼里是这样,根据李光地那边的官方计算,目前一亩上好旱田的收获大概在三百斤至四百斤之间,而田赋却征收到产出的三分之一,而且这里还不包括人头税和徭役——当林风分析过这个数据之后真是吓了一跳,简直太可怕了,按照这个样子计算下去,农民的负担已经无法用“沉重”这两个字来形容了,即使不算好田还是劣田,不论生耕还是熟地,全以每亩三百五十斤计算的话,每亩地需要缴纳三分之一的田赋,然后再缴纳全家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成员的人头税(根据中国传统,“童子”和“二毛、花甲”可以免税),而如果是佃户的话,那还必须缴纳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地租——难以想象,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缴纳完毕之后,农民还剩下一些什么?!!

当然,感慨归感慨,同情归同情,林风长吁短叹之后还是决定执行这个政策,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,林风在残酷的军政现实打击下早已成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,虽然说自己有拯救中国的理想,但这里倒也没说要拯救农民,不管怎么说,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林风那个时空的经验来看,政府牺牲农民的利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,何况现在还准备发展工商业,不压榨农民那还能压榨谁?!

弱势群体嘛,那就应该有弱势群体的觉悟不是?!

虽然有了一些心里准备,但事情发展到最后依旧变得非常棘手,承天府等京畿地区还好一点,这个地区应为有大量免税军人家庭,所以征税过程还比较顺利,但保定、顺德等地区却发生了一些反弹事件,不少地主强烈要求汉军政府“体恤民力、轻赋免役”,这些家伙甚至还串通了不少士人,通过种种门路把请愿书递到了中南海的汉王府,当然,眼下汉军军粮紧缺,汉王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个荒诞的请求,在衙门一手软一手硬的拉拢和镇压下,这个“为民请命”的风波勉强平息了下去,但后来的那一连串暴风雨却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复杂。

因为天气的原因,今年收获的粮食不少都未能及时晒干,而汉军方面因为战争在即,所以不得不加快的征收步骤,两相逼迫之下,农民只得上缴那些湿淋淋的粮食——这当然不可能为衙门的官吏所能接受,于是矛盾就很自然的发生了,随着规定缴纳日期的临近,汉军衙门的大小官吏个个心急如焚,而农民却又坚决不肯上缴超过重量的粮食,在官府疯狂的催逼之下,白洋淀湖区的一些农民首先发动了“躲官”运动,这批人纷纷藏匿了粮食,划着小船逃到芦苇深处,拒绝与征税的官员和衙役接触,于是勃然大怒的官员们立即组织了衙役和壮丁进行“清剿”,当事件发展成武装冲突之后事情仿佛一发不可收拾,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,这些农民甚至开始在白洋淀深处了几处小庄子打造武器、囤积粮食长期对持。

当局势急剧恶化之后,这件事情自然就没有谁胆敢隐瞒下去,而当林风接到这份求援文书的时候,保定地区的叛民已经聚集到了数千人之众。知悉情况之后,北京方面立即作出了反应,在林风心目中,没有什么事情比农民暴动更可怕了,老实说他不怕什么八旗绿营,也更不在乎什么蒙古铁骑,但唯独对农民运动敬畏万分,尤其是现在北方各地烽烟四起的时刻。

随着中南海的一连串命令,汉军政府和军方立即行动起来,在接到报告的当天晚上,八百里加急的命令马上出发,保定府的知府以及相关责任官员丢掉了乌纱帽被勒令回京述职,而驻守顺德的汉军第二军刘栳泗部同时接到了总参谋部的命令,全军开拔进驻白洋淀湖区,林风发给刘栳驷将军的军令上口气严厉非常,居然把那些乌合之众尊称为“敌军”,而且还限令刘栳泗部半个月之内剿灭这股“敌军”。

相对与装备齐整训练有素的官军,仓促起义的农民显然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,实际上北京方面的反应之快、军队开进之速大大出乎了起义军的预计,本来在以往的经验中,官府要调动大军征剿都得经过层层请示文书往来,没有个把两个月是难得出动的,所以当第二军在新任保定知府的配合下封锁湖面之后,懵懵懂懂的起义者们才省悟过来,本来在最初的几天之内,义军还有机会利用汉军未完成包围圈的空隙突围转进,然而不幸的是,在如此危险的时刻,这支草草汇拢的义军却因为几个首领争夺领导权发生了内讧,经过一阵短暂而激烈的火并,最后的胜利者坐稳了龙头老大的位子,而第二军的包围封锁也已经完成。

这次绞杀农民暴动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地主的强烈拥护,事实上在最当初这些农民在湖区深处聚集的时候,附近周边地区的地主以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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