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也出现了空前的大调整。旧的等级制度在频繁的战争中日渐摧毁，旧的经济格局也在剧烈的争霸中被超越。战争瓦解了夏商周时期的土地公有制和残存的农村公社组织，使大量的村社成员摆脱旧的经济组织的牢固束缚，得到人身自由。第三，战争使土地占有普遍化，许多人因立军功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土地，为他们选择新的经营形式提供了可能。这种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做法，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鼓励作战英勇无畏，但它却为土地私有化创造了契机。《管子》中曾讲：“良田不在战士，三年而兵弱。”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，战争就是一种“腐蚀剂”，瓦解着旧的社会秩序；战争又是一种“催化剂”，加速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壮大。

诚如孟子所讲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”。

中国文化在地域上扩展的主导方向，始终是朝着南方。由于南方有着特别丰饶的长江流域，它很容易使中国农业文化所依赖的高度集权系统得以实施，所以向南方的扩展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。由于北方在生态上的巨大差异，特别是草原地区缺水，使它只能发展畜牧业，而不能融汇于大河流域的大一统农业文化。中国农业文化在它的环境界线内被证明是极有成效的。一旦出了这个界线，中国农业文化的热力学优势便告失落，其他系统便被证明为更有效益。

发达的农业帝国依赖于传统农业所提供的大量剩余的农产品（主要是粮食）和各种贡赋。农产品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存，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兴衰。农产品剩余越多，通过贡赋由政府控制的也就越多，国家的实力也就越强。明朝政府尤其重视控制粮食，兴盛时大约每年征收3000万石粮食。明清两朝的经济后盾和财政收入都仰仗南方农业发达地区，每年都要有大量的漕粮和货币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往京师，仅漕粮一项每年就需300-500万石。如果没有如此巨额的农产品为政府控制，专制集权的农业帝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。